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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风潮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学术上的定义。现代法学要求我们向一个着眼点更小，然而更详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中国是在100多年前被“拽”进了现代社会的，我们的资源已经非中国化了，唐朝的人可能觉得我们更接近外国人。在一个全球化、开放性的世界形势下，每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可以比较的维度上，没有人是孤立的。“一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所能提供的信息量”。如果我们不固守着一种自大的心理状态，无分中西，那么理论可以是外国的，但问题一定是中国的。另外，法学不是一个泛学术化的主题，我们应该更多的把法律看作一门职业，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霍姆斯说过：“法律是让我们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但现在法学的学术变成了一种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隔膜，也就没有了问题意识。
周：外国人谈孔子和中国人谈福柯是一样可笑的。当一个外国人动不动就谈孔子时，我们藐视他，反过来会怎样呢？我并非说不要关心福柯，但是本科生最好的进路还是读书，不是什么人都能谈学术的，先看看自己读了多少书。书是最强有力的物质因素。如果我读了许多书，不做学问我也是学问人，不谈学术我也是学术人，不找进路我也有进路（掌声）。另外，我觉得学生应该注意生活、感受生活，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参与生活。中国绝对是世界上不成文法的泱泱大国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但是我们却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没有发掘出来。
沈：西方人在创造一种概念时，可能就认为它是普适的，知识是不分时空的，如果一个学生真正已经读懂了福柯，他就可以用它来分析一些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贡献，因为多了一种概念，一种分析工具，我并不是说要把西方的理论直接拿过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而是应重视概念中隐含的方法论。
杨：几位都谈到读书的重要性，那么怎样读书呢？
周：目前中国可以不读的书太多了，好书不多怎么办？我们就凑合着过（笑声）。大多数书里都有一定程度的好东西，学生应有迅速的判断力。好书的标准一是由老师推荐，二是凭自己的感觉。
学生提问：沈老师，您是否也把学术当作一种生活？
沈：我在做学问时，有两种身份，一是教师，这是职业；二是研究者，这时学术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点玄啊）。当我长时间地看一本书，已经累得身体快要散架了，但是大脑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因为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了一些难以名状的愉悦，我想这时候学术就不是一门职业了。
学生提问：今天的话题是“学术，如何可能”，而我想问的是“学术的技术，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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