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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賣方市場」還是「免費搭車」，似乎都在印證中國流行的「民主政治是昂貴的奢侈品」、「十三億人搞選舉的制度成本太高」的說法。其實不然。麥克弗森和克魯格曼決不認為議會主義是得不償失，更不認為買票行為是無可救藥。何況在考慮制度成本時，還應該把專制政體下權力被濫用的代價（包括所謂「學費」、國有資產的流失、冤獄賠償、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無以估計權益侵害、社會發展的停滯、民族創造力的壓抑等等）加以計算和比較。另外，有必要強調的是在現階段，「信息技術革命」已經使降低投票成本、提高選民興趣的反饋機制的形成和發展變得更有希望了。例如，電子信函、互聯網的出現，必然會大大改善職業政治家與人民之間的思想溝通，有些國家和地區還導入了全民投票的電子系統設備，可以省略開票、監票以及統計選舉結果的中間環節。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考察民主政治，除了制度成本的憂慮之外，還有兩個涉及效益的問題對於中國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一個是當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孰先孰後的問題，另一個是長遠來看民主程序與國家機關的效率能否協調的問題。
關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的處理，迄今為止在中國似乎已經形成了三點共識：第一、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不管手段如何先把餡餅做大一些，然後再來考慮餡餅的公平分配問題。用汪康懋的話來說，就是斂財型（rais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無疑應該優先於分財型（allocat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第二、在權力結構的層面，由於採取社會主義體制的各國面臨著既要經濟改革又要政治改革的雙重任務，孰先孰後的決定就顯得尤其重要；為了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打破既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國家必須擁有極強的決斷力，而政治改革應該往後推。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把這個觀點表述得很簡潔明確，他說：「威權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夠更好地推行經濟改革。它們可能會更有能力抵制住公眾的壓力和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反對。」第三、在意識形態的層面，強調市場主義，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導致理想的社會秩序。其具體表現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脫離政治的自由理論在中國理論界備受注目，而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側重自由與政治相結合的理論則近乎默默無聞；目前中國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學者都認為，新的政治遊戲規則都可以從討價還價、利益妥協的過程中形成。
我完全理解上述思想傾向的時代背景及其特定的實踐意義，但是，不得不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缺乏公平競爭和公平分配的制度條件，在「斂財型」改革中出現了有權有勢的極少數人橫徵暴斂、中產階層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政治權力的現象，結果形成了暴發集團與下崗職工、破產農戶之間的兩極分化，以及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新的既得利益者幾乎壟斷了所有資源，其能量之大使得觸及他們切身利益的任何重大改革措施都難以付諸實施。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再不及時推行政治改革，那麼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就會分崩離析，社會轉型就會功虧一簣。至於對市場能自動提出並解決政治改革的期盼，更是一種歷史浪漫主義的表現。因為市場是一種基於契約關係的調整機制，所以就認為市場的普遍化會導致對權力的限制──這種推論的最大誤區在於忽視了經濟性權力的存在和作用。何況市場雖然可以創造財富並進行資源分配，但卻無從實現再分配以節制貧富分化；發揮再分配功能的是國家，如果在這個方面出現了功能失調，那麼政治改革就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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