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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本能虽有自私的利向，原动力却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改革到了今天，我们争论所有制，可以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财产保护就是为了达到所有本身，如果私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私有，如果国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国有，那么现代国家存在和文明社会理念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保护所有是为了什么？保护所有应是共同致力于民生富强，其核心在于最大效益，改革的方向即在于此；当然有一个底线在：适当的全民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改革本身是在不断地接近私有化，这就是改革的活力所在，应该有光明正大的私有化；而这也有一个底线：关系国家大计的资源国有化的适当性。在现代国家，私有化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是一个人力、物力、权力的释放问题。如土地的所有问题，私有化后我们会担心兼并，可在现在的体制结构中，不私有化也在兼并（财富的兼并）之中；土地征用后土地补偿，地方政府官员、集体的代言人、开发商参与其中，这中间“肥了”许多私人：权力者——代行者——中介者，国家起着一个并不体面的角色，她只拿走了她应拿的那一份，但延生了腐败和民怨，这就是权力本位的强与弱；无民主，民生就会被蚕食。而土地私有化之后，国家可以保护法定（如：量的限制）私有，可以保障公平交易，可以因为民生而为兼并者设定权限：兼并是有利可图，超出法定的私有就要付出法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社会福利的投入，而权利就是对兼并者的保护。如医院私营与国营的人才争夺问题，国家可以在医护人员资质的等级评定上设定一些服务于公共医疗事业的标准，而私营医院如果想避免人才的缺位可以允诺一定的公共服务为替代；当然，国家相应的保障机制和公开透明的评定机制应该跟上。正当的私有化激发创造力，相当于私有化的权力变异毁掉的是公权力的根基。私有化并不会主动规避它与生俱来的野性；而公权力要干预，为了确保公正就需要制衡。人民的理性要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树立和维持，权力的制衡就引起一个价值理念和体制结构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批判的科学，它并没有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它有火眼金睛，却没有破除万难的法宝。阶级斗争并不能解决物质的丰富问题，也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无私；血与泪可以泄一时之愤，却不能解决一世的安康。说要“原著”的社会主义：不要忘记一个标准——物质基础；还要认清一个事实——现代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扬弃。能树立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的价值理念、建立宪政体制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执政者自信和坚定的表现。学习先进并不可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是历尽艰辛。除了中华民族这个体，自1840年后，中国还靠什么活得有尊严？学习。这是自立自强的动力。拘泥于主义，大陆与台湾就不能求同：台湾能改变的是不台独，但不会不要民主法治；而大陆不能改变的是统一。拘泥于主义，我们接受了外来的富人，不能接受自己的富人；拘泥于原罪必然使穷人和富人走向对抗，而对抗之中没有胜者。我们必须解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理念，打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思维，寻一条中间道路：为富人和穷人架设一座协力同心合作双赢的桥梁，为富人和穷人建设一个共同的家园。“祖宗之法不可变”已经害了旧中国，不能再害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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