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铜表和1787宪法都以其行文的直接和精确，而为后来的许多代人树立了成文立法的典范，并产生了健康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十二铜表一直持续到安东尼皇帝时代终止，原因是当时败坏的文风影响到法律，使之后罗马皇帝的立法开始因之而一起堕落。在1787宪法，则持续到林肯时代，原因是来自社会动力层面的复杂冲突和纠缠，使法律本身无所适从，导致的结果往往是为了达到各方力量所要求的精确和完整，而引起了过分的烦琐和对细节的冗长的列举，这样的情况似乎在我们今天并不罕见，而是处处可见，天天可见。所不同的是，十二铜表在安东尼诸帝时代，已无复苏之机；而1787宪法经历内战洗礼后，又迅速恢复生机。应该从法律领域进一步到历史领域，让我们看看两者为推进自由和善良政府而各自作出的贡献。

　　首当其冲的，无疑应当是代议制政府原则的确立；将这个功劳归于1787宪法似乎让人颇感诧异，但我的解释是：如果一定将之归于一部法典的话，那就是非1787宪法莫属。的确，1787宪法之前，英国议会中的代议制体制较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发展得更完备，但在英国，它表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根源至少可明确追溯至1215年，而在那个时候，甚至在变革运动最为明显的法国地区和西班牙地区，也未见有市民思潮在法律领域的涌动。是实用考虑而非原则考虑主宰了英国代议制发展的进程；甚至在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集代议制理论大成的经典作品中，我们要想见到将“自然权利”的观念同代议制政府联系起来，也是难上加难，1787宪法在政治实践中轻易就做到了这一点，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因为它不是将代议制原则扎根于“历史”，而是扎根于“自然”。

　　1787宪法对人类自由的贡献也表现在对“法律至高无上”这一原则的确认和执行当中。法律高于王权是英国普通法法官们的执着信念，不可动摇，不可更改；但是，1787宪法则致力于取消王权。在英国，法律高于王权的信念乃是逐步发展而成，它最早来源于法律高于武断权力这一朴实信念当中，王权是否就意味着武断，在13至17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似乎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而在13到15世纪当中，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人们心目中规则的象征，人们怎么回忆查理曼大帝，就会怎么尊重他们自己的国王。法律至高无上这一原则乃产生于对一个原则的稳步确信和声明当中，这个原则其实很简单：执行权的任何使用都必须到法庭面前经受检验，以确认它是否侵犯了臣民的权利。正是对臣民权利的这种保证，真正激发了18世纪欧洲大陆观察家们对英国政体的羡慕，其中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更是将之奉为样板，提供给那些不够幸运的国家去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