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使人们对人类的共同性产生深切的怀疑。有些种族，比如印第安人、毛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其人口在明显减少，慢慢有消亡的趋势，由此引发了生存必须具备什么素质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测量和统计数字的热衷进一步扩展到人类体格、骨头大小以及脑容量等领域。文化上的成就和民族特性相互依赖的观点逐渐为人所接受。

　　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的经验似乎都在为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标志的进化论思想提供了证明。尽管达尔文本人倒不怎么愿意把他的理论指向人类社会，但人们已经迫不及待了。“种族”是一种现实存在，这恰好为帝国及其自由观念在历史和地域里所经历的曲折失败和希望的破灭提供了现成的合理解释。英国的对外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观念的统治，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时候，也需要给国内抱怨征服和统治费用的选民、以及对滥用权力和信任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的人道主义者和受害者一个说法。而种族的自然优越性和一个无可争辩、在科学已经被确认的种族等级体系观点，比任何“开化使命”更能为负有传播自由使命的英国提供表面上无可辩驳的辩护。

　　随着阶级的差别和不相容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迅速发展，阶级和种族的混合状态在全帝国范围内使殖民地承受着双重的危险负担。这些种族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在许多殖民地居民自己都开始接受白人对现实的解释，从而使其势头更加凶猛，观念本身也更深人人心。

　　种族是英国人用于被他们统治的人群的一个概念。种族有三六九等之分的观念，可以为英国的统治提供借口。然而，在这个格局中，英国人自己也是一个种族，通常被称作“盎格鲁—萨克逊人”。这个种族中还包含有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但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国人不是由一个种族构成，而是由一个含有多种不同成分的民族构成。民族把人民团结在一起，而种族却使他们分裂。种族有等级之分，而所有的民族则一律被视为平等。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的言谈和国联的创立中，国联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平等的成员。民族自决原则就因此而是题中之义了。如果殖民地由民族构成，他们就将拥有与不列颠民族平等的地位，而英国人对他们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即使在这么一个时代，英国人还仍然坚持殖民地只是不同种族的集合体，这不足为奇。而殖民地舆论的领袖们越来越否定这种说法，并竭力鼓励本地人民树立起民族的信念。由此，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一个象甘地这样的人，他从“非暴力运动”中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我对英国人并无敌意，但我痛恨他们的文明。”对甘地来说，政治只是改造印度道德和宗教的一个手段，它本身永远不是目的。他希望看到的印度是从他的传统中新生的印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的”、“发达的”和世俗的工业社会。甘地理想的印度就象是众多小村庄中的一个，其成员自由承担相互的义务并凝聚在一起；对他来说，运动本身可能比要实现的目标更重要；他对目标看得很淡很淡，他寻求的是真理，而不是政治解决办法，更不是自由，不管这种自由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那种自由，还是具体的个人自由。但是，真理是很难找到的，即使甘地大难不死也是一样；而自由却从此失落。而与此同时的真纳则致力于使印度的穆斯林相信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并因此与印度人、锡克人、基督徒相分离，印巴分治的功过在此不好评说，但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人间大悲剧甚至甘地和真纳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1787宪法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之比较本人也心惊胆战、老泪纵横。可悲的是，这一切却并没有妨碍温斯顿·丘吉尔很直白地将甘地斥为“赤裸裸的骗子”。丘吉尔很难理解甘地作为“圣雄”的那面特质，正如彼拉多情急之下亦无法弄明白耶稣这个人所包容的更多东西那样；但仅仅在伦敦的那段很难谈得上成功的短暂律师生涯，也未必能使甘地彻头彻尾地领会盎格鲁一萨克逊自由的风情。